编者按：
前不久，《江南快报》的一篇题为“考古专家：根本没有供春壶”的文章引起了业内外对紫砂起源的关注，《中国证券报》、《新华网》等多家媒体转载或选登了文章的部分内容。
考古学者对供春壶并不存在的论断是否可靠？紫砂壶又该从何处寻根溯源？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沈冬梅、青年陶艺家吴勇应邀对此进行了详尽分析。现将部分内容选登如下。
此外，许多紫砂爱好者积极参与了网站论坛中的话题讨论，从事紫砂文化研究的《宜兴日报》原编辑韩其楼也特地寄来他多年研究积累的文献资料，我们对此表示感谢！
事件回放：
2007年11月《现代快报》：
考古专家：根本没有供春壶
经过3年的努力，江苏省考古研究所的专家们在宜兴蜀山考古发掘了8座紫砂窑址，发现了紫砂发展各时期标本，堪称中国陶瓷史的一个缩影，但是并没有从中发现供春壶。专家们不禁怀疑：历史上究竟有没有供春其人？有没有供春壶？供春壶是否是供春本人所做？
《阳羡茗壶系》记载，紫砂壶的创始人叫供春，他是个书童，明正德年间陪伴主人吴颐山到金沙寺读书，并学着寺中老和尚的样子做茶壶，金沙寺僧和供春同被列为紫砂壶的“开山鼻祖”。而且目前，中国历史博物馆内就收藏一把供春壶。另外，香港一家茶具博物馆内也收藏着一把供春壶。对于中国历史博物馆内收藏的供春壶，江苏省考古研究所的杭涛表示：那根本不是供春壶。
3年前，江苏省考古研究所的杭涛对宜兴蜀山进行了大面积的考古发掘，此次考古发掘是第一次对紫砂窑址的正式挖掘，地层跨度从明代中晚期直至民国。考古发掘是在蜀山西麓和南麓进行的，当年烧窑的残次品就堆在窑的四周，天长日久，窑就陷入了碎陶的包围之中。杭涛告诉记者，这次光明代地层就挖了几十平方米，从中挖掘出提梁壶、花瓶残片、烧水罐等等紫砂制品，通过考古和考证，他发现：人人追求的供春壶其实根本就子虚乌有……
更有意思的是,很多人都认为,既然紫砂源于宜兴,制陶的工匠自然应该是宜兴本土的。但一个灯具内模上刻着“甬东郡”三个字,则让考古专家们深思。因为“甬东郡”三字与“陶者,甬东人,非土著也”的说法吻合,意思是陶工来自现在的宁波,不是宜兴当地人。
2007年11月《中新江苏网》:
南京博物院三年考证：吴经壶是中国最早紫砂壶。
宜兴紫砂究竟起源于何时？这在中国文化史上一直是一个悬案。目前就有唐、宋、明三种起源说。而引起分歧的关键，就在于尚未发现宜兴紫砂的古窑址。
近日，南京博物院考古队结束了在宜兴蜀山地区长达3年之久的考古发掘，除了发掘出8座古龙窑遗址外，还有力地证明宜兴紫砂壶起源于明代中晚期，目前能确认的中国最早紫砂壶就是出土于南京吴经太监墓的一把提梁壶。
杭涛，南京博物院考古所的考古队员，结束了在宜兴3年多的考古勘察活动……据杭涛介绍，在这6个区域中有一组探访最令人吃惊，这里的地层多达23层，跨度从清初到民国，每一层的碎陶片都是各个年代烧出来的残次品，被丢在了龙窑附近……
各个土层中的出土器物时代特征明显，是很好的断代标准器，时间上大致可分为清代初期、清代早期、清代中期、晚清—民国时期。
在出土器物中，发现了小规模的明代崇祯时期的紫砂陶片及陶质器物形制，而明代以前的地层中，没有发现任何紫砂的痕迹。“这就可以初步断定，紫砂被有目的地使用应始于明朝中晚期……”
“我们发现明代紫砂陶片，与南京吴经太监墓出土的提梁紫砂壶、金坛明代中晚期井内出土的紫砂壶基本一致。这也为紫砂起源于明代中晚期形成了有力的证据链。”
应该说，从文献的角度来看，紫砂壶的历史源流还是比较清晰的。
明代初年，茶瓯以“饶瓷为上”。嘉靖廿年（1541年）以后，明代茶书继出，此时茶书中记录的茶壶（雅号注春）主要仍是瓷壶。万历十九年（1591年）以后，宜兴紫砂壶开始出现在茶书中。高濂《遵生八箋》中的茶壶注春，已经是瓷、瓦壶并举了。约成书于1592年的程用宾《茶录》末集《茶具十二执事名说》记“壶”时言：“宜瓷为之，茶交于此。今宜兴时氏多雅制。”表明至迟在16世纪90年代，时大彬所制紫砂壶已经名播缙绅了。
约成书于1597年的许次纾《茶疏》“瓯注”条称：“往时龚春茶壶，近日时彬所制，大为时人宝惜。盖以粗砂制之，正取砂无土气耳。随手造作，颇及精工。”首次溯及“龚春”，并将紫砂壶的特点略作介绍。至1640年周高起作《阳羡茗壶系》论及：“近百年中，壶黜银锡及闽豫瓷，而尚宜兴陶”，以之上推近百年，则当嘉靖廿年（1541年）左右以降。以供春1514年以前侍陪主人吴仕在金沙寺读书时学寺僧作壶，“及久而有名”，使紫砂壶得以超越越银锡瓷器之上，时间大约正好相当。
供春壶的问题是传世稀少且仿制太多，自时大彬起即开始仿制。至于姓氏，“龚”、“供”的不确定，正说明其身份的低下，与记载中的书童身份相一致。而其性别男、女说法不一，实因清人望文生义意而引致误解。供春的身份、性别，文献只有周高起《阳羡茗壶系》中的一句记载：“供春，学宪吴颐山公青衣也”。青衣，既指婢女又指侍童又指役吏乐工等，以吴仕书生欲科举且带入寺庙来看，必为侍读书童。清代戏曲甚盛，一见“青衣”，极易望文而生意以为是传统戏曲角色行当的青衣旦。清乾隆时人吴骞《阳羡名陶录》“家溯”辩证曰：“供春实颐山家僮，而周《系》曰青衣，或以为婢，并误。今不从之。”其实是他自己误解青衣，而有是辩。然而至道光时人周漪《台阳百咏注》仍误以为“供春者，吴颐山婢名”。只因误解而混淆供春性别，实在不值一辩，更不应将误解一传再传。
至于蜀山遗址发掘物之一的一灯具内模上刻着“甬东郡”，被理解为是陶工籍贯的刻名，颇为怪异。“物勒工名”是一种春秋时期开始出现的制度，器物的制造者要把自己的名字刻在上面，“以考其成，功有不當，必行其罪”，以方便管理者检验产品质量和工效。一则“甬东郡”不是“工名”，二则即使退一步认其为以陶工籍贯所称“工名”，而明人称籍贯是言府县不言郡望的。很可能是好事者为契合明人王穉登《荆溪疏》所言“陶者，甬东人，非土著也”的游戏之作。以王穉登的原文来看，甬东陶者制作的是“沽瓴、药垆、釜鬲、盘盂、敦缶之属”，并没有壶。制作紫砂壶的陶工，应如《阳羡茗壶系》“创始”、“正始”所记，由金沙寺僧，而及供春，而及时大彬等当地诸名家。
宜兴蜀山紫砂考古发掘的意义与价值，当如考古者曾经表述的那样：在于研究宜兴紫砂的演变流程和分期断代，改变紫砂鉴定全凭经验，而没有考古学标尺的现状，这对于建立紫砂的学术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所以这种发掘的结论显然不是为了指向遗址里面有没有供春壶。法门寺秘色瓷的出世经历，已经向人们揭示了陶瓷考古与文献相互印证的一种方式。长期以来，人们因为一直找不到实物而怀疑历史文献中多次提及的秘色瓷的存在。法门寺地宫与物账相应的秘色瓷的出土，瞬间轻而易举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以这个经验来看，个别以目前阶段性考古发掘而得出的结论，显然为时太早。
长期以来，紫砂陶、紫砂艺壶起源，一直是陶瓷考古界及紫砂业内许多人争论的问题。笔者生于陶都宜兴，从小耳濡目染，对供春及其壶艺进行了长期的研究。应该说，于许多工艺师而言，供春壶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现提出一些个人的分析观点：
一、从文献资料分析，供春确有其人。
供春（又一说为“龚春”），是明朝正德年间进士吴颐山的家僮，民间早有流传。最早有文字记载供春的是明代天启、崇祯年间江阴人周高起著的《阳羡茗壶系》，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历史上第一部记述紫砂壶的专著。当时的紫砂壶“一壶不数两，每价一二十金”，在该书“创始”篇中，更详细记叙了供春其人其事。
为求读书清净，吴颐山带着供春读书于宜兴（旧称阳羡）南部山区的金沙寺中，供春闲暇时，偷偷地跟着寺里的老和尚抟坯制壶，他见寺后山上一颗千年银杏古树，树身结着树瘿，像团起来的圆瘤，奇特可爱。于是供春用寺里老和尚制壶后洗手沉淀在缸底的泥沙模拟树瘿，用茶匙挖空壶身，再接上与树瘿纹路相似的壶嘴、把，用手指按揿壶身表面并留下许多指螺印，烧成后果然生动异常，连老僧与吴颐山见了都连声称赞。
《阳羡茗壶系》中表述供春壶“栗色暗暗，如古金铁，敦庞周正，允称神明垂则矣”。清·吴梅鼎在《阳羡茗壶赋》中赞曰：“彼新奇兮万变，师造化兮元供，信陶壶之鼻祖，亦天下之良工。”
二、供春壶实物或可佐证。
早年，供春壶是只闻其名，未见其形，连稍晚于供春时代的周高起都没有亲眼见到供春壶。清代吴骞编著《阳羡名陶录》时，虽收罗入选紫砂壶甚广，可偏偏没有供春壶。直至1928年，宜兴名士储南强在苏州街头一地摊上，发现了一把形状奇特沾满灰尘缺盖的紫砂壶，仔细检查，壶把之下铁线小篆的款识竟赫然为“供春”二字，他以“半个大洋”买得供春壶。储先生为求证，曾历访多人，从地摊主人到流传过程中的傅氏、黄氏及另一收藏家沈钧和等人，并邀请众多专家鉴赏，最后确定为真迹。新中国成立后，储南强把一生集藏悉数捐给了国家。
这件备受世人关注的供春壶，由裴石民配了盖，现度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 （原中国历史博物馆）。
许多当代壶艺家鉴赏后都认为，此壶佐证了明代那个时期确实有了供春其人、其壶。
三、供春壶艺开启了紫砂壶成为艺术品的大门。
今天，我们考证供春壶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目的，即探讨紫砂壶从日用品走向赏、用兼具工艺品的起始、发展之路。
在供春壶之前，制壶工匠们制作的紫砂壶，仅为日常生活中所用的器皿。是供春，把生活中常见的自然物态形象浓缩、提炼，应用到紫砂壶的造型设计中，首开了紫砂壶集日用功能和艺术欣赏价值于一体的先河。他把紫砂壶从日用陶的范畴带出，成为辨别“单纯日用”和“赏用皆宜”的一道分水岭。自供春后，仿自然形态的各种花塑器、筋瓤器造型如雨后春笋般发展、繁衍，经明清两代和民国、当代、现代无数名工巧匠艺人创作、发挥。
供春壶给当代工艺师带来的是将自然、生活提炼成为艺术，并应用到创作之中的启示。供春的创新精神与供春壶的艺术魅力，似一股强大的动力，将激励着我去不断创新、不断探求紫砂壶艺术的真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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